严守生活纪律

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党员的党性，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中，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党的生活纪律是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在党员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的体现，是党员在工作之余、单位之外的律己底线，涉及党员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各个方面，直接关乎党的作风形象、党群干群关系和党的执政根基。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作出明确规定，为广大党员干部明确指出生活中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更是以优良党风促政风、正行风、带民风的现实需要。党员干部要以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刻认识严守生活纪律的重要意义，全面把握生活纪律的内在要求，坚持把生活纪律融入日常、抓在经常，防微杜渐，在生活中时时处处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严明生活纪律是党的优良传统

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为党和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注意卫生等就是对红军战士日常生活的规范和约束，属于生活纪律范畴。延安时期，尽管条件艰苦、物资匮乏，但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凭借管理严格、纪律严明，始终保持秩序井然。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华侨陈嘉庚访问延安，毛泽东在窑洞前用自己种的土豆、白菜、辣椒接待他；而此前在重庆，蒋介石大摆宴席招待陈嘉庚，仅一顿饭就花了八百大洋。中国共产党的“延安作风”，深深触动了陈嘉庚的心，让他不禁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感叹。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后，惊叹陕甘宁边区竟是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一片新天地，就连美军观察组也这样评价：“延安让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有三点：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延安没有一个人托飞机乘务员带过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虚文，和一般中国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三是延安人没有开口要美援。”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提醒全党同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要求大家在革命胜利后要做到“两个务必”，即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以贯之抓作风建设。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给全党讲述“酸菜里面出政治”的故事，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重视生活作风建设，也十分注重家风建设，为全党树立了榜样。比如，进驻北京后，毛泽东就给自己定下了三条原则：念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周恩来为自己和亲属专门制定了“十条家规”，还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亲属关”，强调“不要造出一批少爷”“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党中央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等重要文件，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全党精神面貌和作风状况焕然一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严明生活纪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来抓。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党中央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抓住重要节点，紧盯“四风”问题，定期向全社会通报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查处情况，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生活纪律，常态化加强作风建设。此外，党中央还制定、修订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对党员的个人生活、家教家风以及社会公德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201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次正式把生活纪律作为党的六大纪律之一，为广大党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划出不可逾越、不可触犯的底线。